文 | 林思莹

　　今早，《朝日新闻》发布消息称，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于当地时间20日在马萨诸塞州剑桥的一家医院去世，享年90岁。《朝日新闻》还称，傅高义在医院接受手术后，没有留下遗言便突然逝世。

　　作为承继费正清衣钵的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曾经两次出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现名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有“中国先生”之称。

　　在傅高义与中国长达近50年的缘分中，广东是他研究中国的起点。

偶然结缘：“纸上谈兵”的杰出范例

　　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1930年7月11日出生于美国中西部俄亥俄州特拉华市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50年毕业于俄亥俄州的威斯理安大学(Ohio Wesleyan University)。在美军服过两年兵役后，他考入哈佛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随后，傅高义前往日本进修，并著作了《日本的新兴中产阶级：东京郊区的工薪阶层及其家庭》一书，该书使他“成为有关现代日本的最前沿的美国观察家之一”。

　　傅高义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曾谈及自己与中国结缘的历程。30岁时，刚在耶鲁大学任教不久的傅高义偶然得知，哈佛大学正在费正清的牵头下，着意选拔和培养一个训练有素、具备从事中国研究所需要的专业技能的学者群，作为研究过日本又有社会学背景的傅高义正好可以填补哈佛大学对于中国在政治、社会、经济、法律这些专业上的部分研究空白，由此，他幸运地进入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成为这支日后产生巨大影响的中国研究者“先遣队”的一员。

　　傅高义在2012年8月接受前媒体人欧阳斌采访时表示，对于当时的自己而言，开始一个新的学术领域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除了已有家庭以外，语言也是一大难关。那时傅高义的中文还不太好，阅读和对话能力都较为有限，确实吃了很多苦。

　　彼时正值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有关中国研究的资料非常少，且美国人不被允许进入中国，要研究情况复杂、材料难以寻得的中国，只能选一个小切口，于是傅高义把目光投向了广东。

　　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美国人不被允许进入中国，所以傅高义在香港待了一年。在香港这一年间，他广泛收集资料，系统地阅读了《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等报刊，为了能彻底理解报刊上的内容，他还邀请了一位从广东偷渡到香港的年轻人作为自己的研究助手。用这种老老实实每天读报、研究材料的“笨”办法，广州城的形象也开始在他的心中构建。

　　1969年，当文革在中国大地燎原之时，傅高义所著的《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1949-1968)》问世。书中考察和叙述了从1949年到1968年的20年间广州的变迁，以及背后的中国所经历的一系列深刻、激烈的政治运动，详细介绍了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土改的过程。

《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1949-1968)》

　　尽管傅高义在书中明确指出“大跃进”是“乌托邦主义”，但他不因意识形态冲突而对他研究的对象做高高在上的审视或批判，而是以专业学者的态度，冷静地对一个复杂的社会做出观察和分析。在他看来，研究中国的目的不是对共产主义提出批评，而是要努力客观地去理解它，去认识这个社会的活力和发展。

　　就是这样一本“纸上谈兵”的书，获得了高度评价，费正清教授盛赞其“将成为社会学家们如何从外部世界研究共产主义中国的杰出范例”，此后，这一研究方式也被很多其他美国学者效仿。

先行两步：“广东的改革是跨越国界的”

　　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慢慢解冻；而1973年，傅高义便踏上了中国内地。他跟随美国国家科学院赞助的代表团，在广州小住了几日，还去参观了佛山南海平洲人民公社。

　　1980年夏季改革刚刚起步时，他在中山大学逗留了三个月，傅高义在其书中提到，这为他追踪报道广东的变革打下了基础，从那以后，他每年至少访问广东一次。

　　上世纪80年代初，广东省与哈佛大学所在的马萨诸塞州结为姊妹关系，傅高义被麻省州长指定加入一个研究麻省姐妹关系的委员会，曾作为随行翻译与当时的麻省州长出访广东。广东省高层领导访美时，傅高义也得以参与接见，他会见过当时的梁灵光省长、朱森林省长、杨立副省长，以及广东省经济委员会主任杨迈等人。

　　当时，广东希望能吸引外商投资，但外商多持谨慎态度，便想到邀请傅高义到广东做研究，帮助美国人了解广东、了解中国。傅高义十分乐意接受邀请，在他《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书中导言部分，他称自己必须继续追踪广东省的主要发展状况，以便有朝一日写出一本《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东》的续集。他提出自己承担费用，以保持研究的独立性，结果，官员们的配合和主动性超过了傅高义原来的预计。

　　1987年6月到12月，傅高义便带着太太在广东住了7个月。他花了十周亲自周游全省，参观并访问了所有14个地区和地区级单位，以及3个经济特区。他访问了广东100多个县中的70多个，并采访了30多个县级官员，研究了来自省经济委员会官员的关于30多个县的简报。

　　傅高义不仅参观国营工厂、农场、矿山、商业和服务行业，还参观了集体企业和个体企业。每次出发访问前，他都会先阅读有关资料，听取省级官员的综合介绍，力图了解该地的情况。在广州的五个月中，傅高义期间每天用2-3小时采访负责各个经济部门的省级执行官员，包括一位省长、两位省委第一书记、五位副省长、一位广州市长，还有数以百计的其他各级干部与普通群众。

　　1988年夏季，他又重访广东三周，补充并修改他的研究成果。

　　在傅高义看来，当时西方的学术群体对广东发展的重要性还是没有足够的认识。在他的理解中，广东是中国的南风窗，广东的对外开放经验和外汇创收在整个改革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说，广东的改革在中国是先行一步，那么傅高义认为，对于社会主义世界其他国家而言就是先行两步了。

　　在扎实的材料收集后，1989年，傅高义完成了《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One Step Ahead in China:Guang dong Under Reform)，这是外国学者全面研究和报道中国改革的第一本专著。该书对广东改革开放的动因、性质、过程及前景进行了颇为全面系统的研究，这本书与20年前的那本《共产主义下的广州》，前后相续，正好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广东当代史。

《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

再续前缘：84岁高龄笔耕不辍

　　此后，傅高义再没出版过与广东相关的著作，但事实上他与广东的关系一直很紧密。在他此后的著作收集材料过程中，研究广东时积累下的人脉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原先在《先行一步》一书调研过程中担任其助手的窦新元便为他提供了许多帮助。

　　观察广东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也延伸到了此后傅高义对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关注。他花费了十年时间，著述了《邓小平时代》一书，对邓小平跌宕起伏的一生以及中国惊险崎岖的改革开放之路进行了全景式描述。

《邓小平时代》

　　2013年3月23日上午，第五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傅高义被授予“世界中国学贡献奖”。早已在2000年退休的他，带着太太艾秀慈教授在中国进行调研、参加各式各样的座谈会，广泛与中国的官员、学者、学生等各界人士接触。

　　据人民网报道，当时已经84岁高龄的傅高义，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一场以他本人为主角的学者座谈会上，听到许多比他晚一辈或者两辈的广东学者的发言，回忆起广东改革的点滴。他又孩子般地推翻了原先说不再著作的决定，称中国的一切让他兴奋，关于中国转型以及存在的社会问题，他还得继续写。

　　《邓小平时代》之后，傅高义继续展示了他对中文材料掌握和娴熟程度及其关于现代中国发展的渊博知识，游刃有余地同时驾驭中日两种文化和洞察整个亚洲局势，著有《中国与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等作。

　　2015年3月，傅高义在接受中国新周刊的采访时，曾谈及自己的写作计划是要用两三年时间写一本有关中日关系的书，然后再花四年时间写胡耀邦。而这个安排到他92岁的工作计划却在今日戛然而止。

　　傅高义的一生，有三分之二都与中国、中国广东紧紧联系。他仙逝的消息一出，中美日三国媒体纷纷发文致哀。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发布推特悼念道：“知道傅高义去世的消息，我很难过，他是一名杰出的中国研究学者，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一生致力于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对中美人民友谊和中美关系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对中国的智慧和见解不仅对学术界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对整个世界来说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