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述：七名留学生的走与留-刘颂杰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文｜赵萱皇甫思逸王颖彭闽

编者按

海外新冠疫情急剧发展，多国开始采取封城、封境策略，高校也纷纷停课或开展线上教学。随着境外输入型病例的增多，国内的入境政策也进一步收紧。对于孤身在外的留学生而言，处境变得尤为艰难。原地留守，要面临物资紧张、歧视扩大化的窘境；辗转回国，要面临未知的感染风险和瞬息外变的过境政策。此外，网络上对于留学生回国的争议越来越大，这给他们带来了更多压力。身处疫情的漩涡之中，海外求学的中国留学生已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

谷河传媒采访了七名留学生，他们有五位选择回国，两位选择留守。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饿得难受，我在回国飞机上憋着气吃东西

千冬（化名）马德里-阿布扎比-北京-南昌

3月4日，我在交换生微信群里看到一则坏消息，一位同学说她所住地区有了确诊病例，与她合租的护士，和这名确诊病例有过一定接触。

当日，西班牙已有250余例确诊，我们所在的托莱多市距疫情严重的马德里约80公里，每天有很多大巴往返两地。形势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此前，大部分交换生都正常去学校上课，但有些同学害怕疫情，不敢出门。有位老师看到有同学没来上课，怒斥道：“有些同学以疫情为由不来上课，这是非常愚蠢的行为！病毒对于健康的人来说是没有威胁的，你们需要做的就是勤洗手，增加锻炼，按时来上课。”这位老师人很好，对中国学生并没有偏见，但通过她的话却能体会到西班牙当时对疫情的忽视。

但疫情爆发以来，偏见无处不在。生活中处处都能听到单词coronavirus。有一次我们在餐厅吃饭，旁桌的小孩喊了一句coronavirus，还指着我们说了一句China。当我们看过去的时候，小孩母亲连忙阻止他并用西班牙语向我们道了歉。

尽管此前已经囤积了一些物资，做好了居家防疫的准备，但在疫情和歧视不断累积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决定申请中止原本六月结束的交换，提前回国。提交一系列申请文件后，我们终于获得了学校的允许，准备回国。

得知我们要回国，当地的一些朋友还与我们告别，并表示很乐意帮我们处理房子租金的后续问题。当我提醒他们注意防护时，他们的回复却是出奇的一致：“La situación está controlada”（情况在控制之中）。

我订的是11号上午九点多从马德里起飞的航班，在阿联酋阿布扎比转机后飞往北京，再从北京转机回南昌。

（去机场前，我做了最大程度防的护受访者供图）

为了做好防护，我戴上了口罩、护目镜以及手套。包车抵达机场后，我发现机场的工作人员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外国乘客中也少有戴口罩的。放眼望，去戴口罩的都是亚洲面孔，有的还穿上了防护服。

那天有很多马竞的球迷出现在机场，随队前往英国利物浦参加欧冠1/8决赛。当时，西班牙境内的感染人数已经破千，马德里大区的感染人数也达500人以上。但对于他们来说，仿佛足球和节日更重要。

飞往阿布扎比的飞机上大多是中国人，飞机降落在阿布扎比后，我发现有很多中国人选择在这里转机回国，机场的工作人员基本都戴了口罩。而从阿布扎比飞往北京的航班上，乘务人员一律戴上了口罩。

这趟20多个小时的旅程对我的身心来说都是一种考验。由于长时间戴着护目镜，我的眼睛一片通红，绑带下的皮肤也隐隐作痛，加上口罩带来的呼吸不畅感，我只能带着不安艰难入睡。醒来时发现飞机已在新疆上空，心中突然舒坦了许多：总算是回国了。

然而，由于一直戴着口罩没有进食，饥饿感很快袭来，我还是忍不住在飞机上吃了一点东西。吃东西时，我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把口罩摘下来，迅速吃下一口后，立刻戴回口罩咀嚼并大口呼吸。如此往复，口罩逐渐被我的呼吸浸湿了，那股闷热感真的很难受。

12日早上九点多，飞机准点停靠在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从严重疫区回来的乘客优先接受体温检测，这趟航班上，第一批检测的是意大利回国的旅客，其后才是我们。在出海关之前，我们还需要填写健康申明，并进行第二次体温检测。在海关处，大家排队都会隔开大约一米的距离，现场的秩序还算井然。等待转机期间，我在机场吃了点东西，餐厅里的人都隔桌而坐。

抵达昌北国际机场后，我们这些境外回国人员需接受更加严格的排查，并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前往指定区域，等待卫健委接送至集中隔离点进行隔离。

在北京，从飞机着陆算起，完成检疫流程大概花了三个小时；在南昌，从着陆到出站也花了两个多小时。虽然花费的时间稍长，但却让我感到安心。

如今我在酒店的隔离已接近尾声，一日三餐都会由工作人员送至门口，袋子里还有一些零食与饮料。尽管没有如期完成交流项目，回国历程也一波三折，但想到西班牙如今已是全国封城，我不由得为当初的决定感到庆幸。我想，如果西班牙早先能够重视疫情的话，情况也不至于变成这样。

为了回国，我前前后后买了五张机票

Vicky 伦敦—香港—深圳—江门

三月初，当时英国只有100多例确诊，身边就有同学买机票准备回国了。考虑到三月底即将开始为期一个月的复活节假期，而我五月份有7门专业考试，我那时并没有回国打算，准备四月份留在英国复习。

但随着疫情蔓延，我也开始纠结。起初学校没有说要延迟或者取消考试，甚至没有停课或改网课的通知。3月11号左右，学校表示考试形式可能会有变化，但说法比较模糊，当晚我就开始想要买机票回国。

第二天，我买了一张从伦敦直飞广州的南航机票，3月22号起飞。但在特殊时期，航班变动也非常快，等我再看的时候，五六天内已经没有直飞航班了。我只好再入手一张国泰航空的，目的地是香港，17号起飞，想着能尽早回国，不想拖那么晚。

之后几天，我陆续得知有朋友航班被取消，而自己22号的南航航班，也从延迟到29号变为直接取消，我开始慌了。一方面担心国泰航班出现同样的状况，另一方面害怕香港落地政策的变动。但伦敦当时几乎没有直飞北上广的机次了，我只能留意中转航班。

在需要中转的航班中，只转一次是比较难得的，有些甚至需要绕地球一圈才能回到中国。辗转多次也意味着风险加大，而且大概率会遇上不加防护的旅客，难免有所担忧。

为防万一，我还是买了两张中转埃塞俄比亚的机票，起飞时间分别是3月23号和27号，转机需要在埃塞俄比亚待17个小时。下单后，我发朋友圈调侃：“有没有人一起去非洲？”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但现实情况就是这样。我加了一个中转埃塞俄比亚回国的群，群成员有300多人。后来听朋友说，南方航空会在四月份复飞，我听了以后觉得自己也得买一张四月份的保底。

算下来，为了回国，我前前后后买了五张机票。我还进过包机群，相对来说包机更容易被取消，群刚建起又解散的事情常常发生，因为落地隔离和航班中转的政策随时在变。

最后，我乘坐的是国泰航空到香港的飞机。一直到起飞前，我们几个同航班的都觉得心里没底。我们目的地是广东，在其他公共交通都停运的情况下，只能从香港机场打车到深圳湾过关。如果香港政策变动，要求从英国来的就地隔离14天，而我们持有中国护照的人只能待7天，事情就比较难办了。

北京时间3月17日，香港正式宣布，从19日零时起，所有由外国入境香港的人士都必须接受14日强制检疫或医学监察。好在我们比较幸运，是18号早上到香港。尽管如此，我还是很担心，那段时间传言满天飞，朋友圈的整体气氛比较焦虑。

起飞那天，我正常登机，登机时没有检测体温，不过飞机上大家都戴着口罩。我戴了两三层医用外科口罩，在飞机上不吃不喝，不敢上厕所。到香港机场也没有体温检测，工作人员说是抽查，没有抽到我。我回国路上第一次量体温是在深圳湾。

大概四五个小时以后，我终于从深圳湾入境。深圳当地的工作人员会给每个人一个贴纸，有深圳各个区的、省外的、省内市外的，分的很清楚。我要回江门，拿到的是“省内市外”，然后就是坐车去到宝安机场，在那里等待江门的大巴车接我们回去。

到江门集中隔离的酒店已经很晚了，我又累又饿，赶紧点了一个外卖。隔离的条件挺好的，每天300块，不包括午餐和晚餐，可以选择酒店的套餐，也可以自己点外卖，每天两次体温检测，第一天隔离的时候还做了核酸检测。

总体来说我的感受还是挺好的，虽然现在网上有很多攻击留学生的言论，看了心情会不太好，尤其是那一句“千里投毒”，真的让人心寒。我这个人心理素质不是很强，在国外举目无援，所以还是想要回到爸妈身边。

图书馆关闭，毕业典礼推迟

我只能回国写毕业论文

陈柠（化名）曼彻斯特—巴黎—上海

1月末2月初，爸妈先后来英国陪我过年，当时疫情在国外并不严重，英国早期的病例也都基本治愈（据BBC 2月15日的报道，英国确诊的9例新冠肺炎患者有8例治愈出院）。

那段时间，爸妈往国内寄了不少防护品，大概有十几瓶免洗洗手液、滴露，还有150多个ffp2口罩。大家完全没想到疫情会在欧洲爆发，也就没有给我留多少防护品。2月中旬，我爸回国复工，又带回去200多个口罩和50多副手套。

因为我在中北部读书，与伦敦相比，疫情不算严重，直到3月中旬，我都打算继续留在英国。2月末的时候，我还去伦敦看了一场韩国男团的巡回演唱会。在伦敦之前，有一场演出是在巴黎，但那几天刚好遇上意大利疫情爆发，不少意大利的亚裔选择低价卖掉了自己的前排门票。

在伦敦场，我还是看到了几个意大利人，她们就坐在我的后排。感觉亚洲人会比较紧张和害怕，伦敦场演唱会入场之前，有中国的粉丝在分发口罩，但大家蹦嗨了还是会摘掉。我平时在英国很少戴口罩，当地习惯是病的很重才会戴，我不想引起误解，也怕被歧视，当然也因为之前感染的人数不是很多。

看完演唱会，我妈妈也要回国了，我才开始准备自己留在英国需要的防护物品。3月份的时候，这些东西就很难买到了。很多亚马逊商家的口罩都售罄，现在收到的会很薄，有点像劣质品。

当地人也开始抢购洗手液、滴露和卫生纸。认识的几个代购在朋友圈发超市里意面、罐头货架被买空的照片，感慨有点像“世界末日”。我有一次在网上看滴露产品，有个大型超市的送货时间已经排到10天后了。

考虑到要完成毕业论文，我本来偏向留在英国。但最近，歧视有变严重的迹象，南安普顿出现了暴力事件，我们这有个中餐馆被砸了玻璃。家里人比较担心，帮我定了23号的机票回上海。而且最近学校接连发通知，开始在线教学，图书馆和实验室关闭，毕业典礼推迟，好像没有继续留守的必要了。

（所在大学关闭图书馆的邮件通知受访者供图）

我已经准备好了坐飞机的防护用品，雨衣+护目镜+口罩+手套，穿旧衣服然后到隔离点扔掉。毕业论文也只能回国以后再写了，但有些资料在国内并不好找，这让我有点担心，希望能在国内查到一手资料，或者找到研究这方面的老师。如果英国的情况好转，还是想早点回到学校，情感上不接受自己的大学生涯这样仓促结束

从米兰转莫斯科，最后落地北京，我没有接受任何检测

亚欣（化名）米兰-北京-兰州

我来到意大利米兰做交换生近2个月，2月21号是一个转折点。那天我印象很深，第二天刚好是周末，舍友说要和几个同学去法国玩。结果第二天醒来，我发现她还在宿舍。她说疫情开始爆发了，不敢去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学校停课，我们被迫宅家，周围同学都在考虑是否回国。我犹豫了，直飞北京的航班已经被取消，转机时间很长，路上感染几率反而更大。

三月初，舍友买到机票成功回国，周围的同学也走得七七八八，直到3月8日，我得知认识的三个交换生最近都要走了，心里开始发慌。

整个下午，我都在尝试买票，直到晚上刷手机，终于刷出了一张第二天中午的票——莫斯科转机，落地北京。我立马弹起来收拾行李，第二天便坐上了回家的飞机。

飞机上几乎全是回国的中国人，我一路戴着口罩，连吃东西都不敢摘下来，换口罩的时候也胆战心惊，生怕感染。

着陆莫斯科，我们坐在飞机上等待，有两个人穿着防护服进入飞机，从前往后录了像，乍一看像是什么电影情节。

（莫斯科机场，身着防护服的人在录像受访者供图）

前往莫斯科的人在飞机上填了表，而我们则继续候机，准备下一段航行。这次在路上，我从来没有这么想回家过。

3月10日早晨9点，比预想还早了半个小时在北京落地，我们在飞机上填了一份《健康申明卡》。有不到十个左右的人被“点名”提前下机，四十多分钟后，我们也终于登上摆渡车，但等待的时间比我想象中还要漫长和煎熬。

3月的北京已经开始转暖，我们在摆渡车里大概呆了两个小时，因为没有开门开窗，车玻璃上满是呼出去的水蒸气。拥挤和闷热在平时看来不是难以忍耐的问题，但现在回想却让人后怕。

下车后我们把表交给了检疫人员，检疫人员检查过填写的信息后就可以入关了。因为我们是从疫区回来的，因此要从人工窗口入关。在那里，我又填了一次详细信息，就直接被“放走了”。而同样是3月10号，从巴黎飞广州落地的一个同学告诉我，他们在广州落地之后，每个人都做了核酸检验。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落地乘客正在接受检疫受访者供图）

而我们整个飞机的人没有接受任何检测，既没有测体温，也没有做核酸检验，所以大家都很奇怪。当时同行的人就说，能不能直接在北京隔离？我们其实也挺想在北京直接隔离的。

每多走一步我都胆战心惊，我去机场的卫生间换了第3个口罩后，只能继续赶路。从北京回兰州的飞机只有从大兴机场起飞的，于是我打了出租车，前往大兴机场。

再次落地后，我终于回到了兰州，飞机点了三个人的名字——包括我和其他两名从意大利回来的乘客。其他乘客先下机，我们三个人最后下飞机，被救护车拉去了隔离医院，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救护车。

除了吃饭等正常消费外，在医院隔离并不要收费。当我隔离到第四天时，我被自己所在市辖区的负责人员接走，带到了现在所在的酒店隔离，每天200元，除了在医院隔离的4天，剩下的10天就在这个酒店度过。一步一步终于离家更近的感觉，挺好的。

4小时，11小时，14天，所有的等待都值得

子瑞（化名）伦敦-阿姆斯特丹-厦门

3月11日晚上，我们终于收到了学校的邮件，接下来所有的课程改为线上教学。我和班里的大部分同学一样，决定回国。

为了避免过长时间的中转和转机政策变动带来的影响，我选择3月18日从伦敦出发转机阿姆斯特丹，然后直飞厦门。

为了避免过多的接触，我全副武装，用雨衣当作防护服，而出租车司机甚至连口罩都没有戴。到了机场，我扔掉了雨衣，感觉像在“裸奔”。

（空荡荡的伦敦盖特威克机场受访者供图）

盖特威克机场比较小，人流量不多。在这里，安检人员没有做任何防护，依旧没有戴口罩，飞机上也同样如此，仅有几张用口罩遮掩的亚裔面孔。

在前往阿姆斯特丹的航班上，一切“如常”——不需要防护措施，没有任何有关“新冠肺炎”的通知、特殊政策。这种“如常”让我有些别扭，尽管自己已经非常小心，但依旧希望有人告诉我“再小心一点”。

经过了一个小时的忐忑不安，我从阿姆斯特丹登上了一家国内航司的航班，正式飞往厦门，接下来的长途飞行，虽然漫长，却安心不少。11个小时的航行时间，我们在飞机上测了两次体温，并为我们发放了两次口罩。“请大家错峰用食”，在发放餐食后，乘务员这样提醒我们。

凌晨五点，飞机落地厦门。海关挨个检查我们提交的《健康申明表》后，有症状或吃了感冒药的旅客排在了另一队，被“重点关注”。

我是“重点关注对象”之一。回国前不久，我曾干咳、发烧，甚至一度怀疑自己会不会已经“中招”。所幸的是之后没有发热症状，但我依旧惴惴不安——怕被感染，也担心自己是个“感染源”。

于是，我在海关重新测体温，进行核酸检验。二十平米大的临时工作间显得格外拥挤，旅客和工作人员混在一起，没有排队，也没有休息处，一站便是四个小时，直到救护车将我们带去医院。

作为“重点关注对象”，我在医院又接受了更加详细的检查以及第二遍核酸检验。凌晨两点，我得到了检测结果，阴性，终于舒一口气。

医院即刻让我收拾一下准备出发去酒店，但到了凌晨四点，我被告知酒店没有床位，只能在医院暂住一“晚”。第二天一早，医生又来告诉我们等一下可以出发，但由于医院和酒店的协调问题、床位紧张，来来回回，直到晚上7点，我们终于被带出病房，四个小时后，到达集散点的酒店入住。

和每一位入境的普通乘客一样，没有人会熟悉这一次并不普通的入境流程——下飞机后的流程是什么？由谁接管？要多久？我不知道，但至少，我已经回到了“相对安全的地方”。

而最安全的家就在眼前了，那些等待的4小时，11小时，14天，都值得。

上网课、被退宿：我只能留在美国

Tracy 留学于美国纽约曼哈顿

3月11日，纽约确诊近200例新冠肺炎，跃升全美第一位。

当天，我所在的学校终于宣布关闭，11日至16日全校停课，学校不予开放。

相比起恐慌，我和其他中国同学们反倒松了一口气。因为三月初纽约就确诊了第一例肺炎感染，而在之前学校给出的回应可以说是模棱两可。若不是我们中国学生团结起来一起请愿，学校做出决定的速度不知道会有多慢。

确诊第一例，学校发布公告：极少数的个例将不会影响正常教学秩序，教学照样进行。这让同学们非常失望。三月一日至三月八日为美国的春假，很多同学到全美乃至世界各地旅游。若哪怕其中一位感染了病毒，后果不堪设想！

确诊五十例，学校发布公告：教学照常进行，做好防护措施，勤洗手，不要嘲笑戴口罩的异国同学。这让中国学生们更加失望。

确诊七十五例，周围的校园纷纷关闭，而我们学校还在Instagram官方账号上继续宣传学校的游学计划，并写道：“欢迎从世界各地游学归来的同学们！”这仿佛一种挑衅，让我们非常愤怒。

确诊一百例，我们交上了请愿：关闭校园才是最有效的方法！

（请愿页面受访者供图）

3月15日，纽约州新冠肺炎确诊数破700例，成为全美确诊最多的州。而纽约市确诊数升至329例，这是一个可怕又惊人的数字。同一天，市长白思豪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从3月16日起，关闭纽约市公立学校。

3月16日，学校正式进行线上授课。（国内的同学也需要跟进课程，时差带来的不便自行处理）。与此同时，纽约其他大学（如纽约大学，普拉特艺术学院）住宿的学生全部被强制退宿。

目前我所在的学校还没有正式强制退宿，但已经有了警告，住宿舍的同学非常紧张。被赶出校园的住宿生要么在当地租房子、借住，要么回国。大家都清楚，在美国，学校kick out是很不留情的。

同时学校宣布：能够回国的同学，允许回国避难。

但是，一句允许回国避难是解决一切的办法吗？留在宿舍的同学如何安置？留在纽约的我们怎么办？

我目前知道回国的学生们面临三大问题：第一，若出境超过5个月，则F1学生签证作废；第二，网课的跟进需要12小时时差的代价；第三，下半学年美国还会允许我们再次入境吗？

我没有选择回国，一是机票已经被炒到天价，二是我浪费不起房租。学期初我便提前交付了一年的房租，1700美金一个月的住宿费并不便宜。

但留在纽约，我们是否安全仍是未知。我看到纽约多个区域爆出华人遭受袭击的新闻，未来随着疫情规模的扩大，华人、甚至亚裔群体，会不会受到更严重的种族歧视甚至不法攻击？

唯一说得上幸运的是，纽约疫情爆发前，我和同学已经将食物、口罩、消毒液等备好以防万一，我们还不至于沦落到狼狈地步。至于美国人，政府下令即将封城以后，也开始囤积食物，楼下的超市很多食物已经被抢购一空。

未来纽约会封城吗？今年我们还能回家吗？这些问题都只能等待时间的答复。

希望回国时，一切都已经很好

阿迪（化名）留学于加拿大渥太华

3月23日，没想到我的学校也开始上网课了。

截至3月23日，加拿大已经有1439例新冠肺炎病例。全球新冠病毒肺炎累计确诊病例为340498例。

我所在的渥太华大学的winter term是12月底到4月初。我在这里读两年制研究生，因为寒假就20多天，所以我从9月fall term开学就一直没有回家。

到现在我还有些恍惚的感觉。其实1月初我就有在网络上看到疫情的消息，但直到1月19日我才真正意识到：事情好像严重了。

一月底的时候，加拿大出现了第一例新冠肺炎病例。我从新闻了解到，1月22日，这名患者乘坐从广州飞往多伦多的航班，然后开始出现轻微症状。当时加拿大卫生官员表示，新型冠状病毒对加拿大人民来说风险仍然很低。

据我的观察，从1月底到3月初，身边的人基本还是正常生活。除了不少中国同胞会带口罩，当地人的生活基本没有受到影响。

当时加拿大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政策或者措施。戴口罩的中国人甚至受到了歧视。戴着口罩去买口罩时，会被路人或者店员多看几眼。还有同校同学直接面对面问中国学生：“你是武汉人吗？”

那段时间，生活中、网络上，太多对中国人的歧视了。病毒，应该是全人类的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

随着伊朗、意大利疫情的爆发，加拿大的病例也在不断增多。3月11日，渥太华出现了第一例新冠肺炎病例，最近几天开始社区传染了。

随着渥太华出现病例，加拿大大量院校出台了紧急政策，多伦多大学、约克大学、麦吉尔大学等院校几乎全部宣布停课。我们也在3月20日开始停课，现在已经在家一周。我也看到许多外国人最近也会在家隔离，并且戴口罩出门了。

Winter term还有大概一个月就要结束了。4月22日我会结束这学期的所有课程。面对现在出门的一切不确定性、还有回家后难以保证的隔着12个小时时差的网课，我决定等到学期结束再回国。

因为我所在的区域住的很分散，超市不太运作得过来，现在能买到的粮食不算多。幸好我在1月初便警惕地囤好了一些粮食。

希望回国时，一切都已经很好。

初审 | 刘颂杰

复审｜张志安

终审 | 黄毅

文章原题为“留守还是回国：留学生‘人在囧途’”

本文来自中山大学谷河传媒公众号“布谷岛”，以上为受访者个人经历及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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